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这已经是第16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此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颁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就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要求，可以说为今后农村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
3万亿农村金融供给缺口
当《经济》记者打通三农专家于建嵘的电话时，他正在前往凉山会理县进行实地调研。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这些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地了解情况。
在调研中，于建嵘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中部地区农村的非法集资活动要比发达地区活跃。“现在地下的非法金融例如非法集资，在农村比较活跃，农民的钱被骗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要进一步细化和强化农村的金融服务工作，目前这一块做得是不足的。”他所提及的问题是当前农村金融发展难题的冰山一角。
农村金融改革难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从事农村金融研究已近40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他对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既有深入的研究，也有切实的感受。
《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建立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回流，积极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回归本源。监管部门要求：农村金融应专注服务本地、服务县域、服务社区。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杜晓山认为，以上提法和要求是从正面和间接地谈问题。“主要挑战可以说是：金融服务城乡、地区、供给方类型和规模结构不平衡、不充分；农村金融资金的流失，金融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集中的特征明显；农商行‘离农脱小’的盲目扩张倾向，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有待提高，金融扶贫目前基本是特惠金融；社会企业类金融机构缺失：规范的合作金融和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是短板；警惕‘数字鸿沟’；农村金融机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与多样化的需求不相适应等。”总体来说，就是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需求、农村农业农民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农业保险水平亟待提高。
对于当前农村金融改革面临最大的难点，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村金融的问题主要是贷款和抵押问题。
“农民、农业、农村最大、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担保物就是土地，而且在现有制度的制约下，承包地并不值钱，真正值钱的是宅基地。如果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建房，一块宅基地就可以升值几倍。另外，如果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大范围入市，只要符合规划，入市的话可以通过置换，那它的地票也会带来20万元到30万元的收入，所以要是土地能够抵押，银行愿意接受，农民抵押物价值也高，获得贷款的数量就会增多。”但是，蔡继明表示，由于宅基地的流转受到了限制，它的用益物权并没有完全富裕，所以银行没有积极性去接受农房农地抵押。
“曾经有人说，房子可以抵押，宅基地不可以抵押，这个就很荒唐，地要随房走，所以现在中央的精神是房地一体化，房子和宅基地都要抵押。所以如果《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担保法》不做相应的修改，农村金融的难题是破解不了的，农民贷款尤其是抵押贷款问题很难再大范围推开。”蔡继明说。
对于这一点，乡村网创始人兼CEO伍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土地经营权抵押确实是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挑战。
伍勇表示，未来农民住房、宅基地的租赁将会很快落实到具体政策中，而挑战也将从宅基地无法实际抵押转变为如何更专业、合法地对农民住房、宅基地进行价值评估和处置变现。
除了土地质押难题，宜信普惠高级副总裁毛芳竹向《经济》记者表示，打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还有一些难点需要突破：一是“三农”地理分散，金融服务成本高。成本高带来的资金定价就高，定价高了以后，一定带来高风险。二是农业收入的季节性非常强，春种秋收。一般的金融机构，要求现金流，要有不断的收入来归还，这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三是信息缺失，风险评估及管理难。农民往往没有规范的数据标准，金融机构对他们能赚多少钱、能不能归还等这些方面的评估非常困难。四是融资性中介包装，不当收费带来的操作风险。
传统金融服务“三农”力不从心
从商业逻辑来看，传统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方面缺乏动力。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赵一洋向《经济》记者表示，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成本和高风险。
“在高成本方面，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组织架构是以物理网点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物理网点是银行提供各项金融服务的最重要基础设施，而根据阿里研究院测算，一个10人左右的村镇银行基层网点，每年的刚性运营成本超过171万元。”赵一洋表示，由于农村地域征信覆盖面低、地理位置偏远、客户教育成本高、营销难度大，这些因素会加大金融机构隐性的管理成本。
同时在高风险方面，对于银行业来说，涉农信贷属于典型的高风险业务，坏账率明显高于业界平均水平。“银行业中，涉农信贷比例较高的农商行不良贷款比率显著高于银行业整体。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农信社的信贷投放最具有普惠性质，客户最为下沉，其不良贷款比例更是常年超过7%，是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赵一洋认为，对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来说，由于政策限制，上述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并不能反映到贷款定价当中，因此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农村金融是一个典型的“赔本赚吆喝”的生意。
在高成本、高风险、低盈利等多重因素驱动下，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普遍采取“揽储为主，谨慎放贷”的经营策略，也就是政策文件中经常提到的“抽水机”效应：农村地区的储蓄资源难以在本地形成信贷投放，反而向城市流动，加剧了城乡金融资源的不均衡。
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领域供给不足。“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类型众多，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及非银行类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融资租赁、保理等，但是城乡之间的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据赵一洋观察，虽然近年来涉农信贷余额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是增长率呈现梯度下降趋势，特别是2014年后，涉农贷款余额增长率一直低于信贷整体增长率，说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对“三农”领域的贷款投放力度持续放缓，信贷资源在城乡之间处于失衡状态。此外，由于我国涉农贷款口径统计非常宽泛，其按照“注册地”统计原则，即“除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行政区及市辖建制镇之外的区域”，因此很多县域企业信贷，例如县域地区房地产贷款、建筑业贷款等与“三农”毫无关系的较低风险的信贷也包括在该口径内。“我国的农村金融供求失衡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呈现的局面更加严峻。”
“从乡村地区人均网点数量来看，基数依然较低，并且增长停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传统金融机构对于服务农村地区缺乏动力。截至2017年末，我国农村地区网点数量12.61万个，每万人拥有银行网点数仅为1.3个，其中乡均3.93个，村均0.24个，三个数据相较2016年不但没有明显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根据中国社科院2016年8月份发布的《“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显示数据，我国三农金融供求缺口超过3万亿元，在中国农村有56.8%的农户表示资金很紧张，有69.6%的农户表示农村贷款不便利；而我国农户和农业生产的信贷需求满足率分别只有27.6%和28.5%。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没有根本改变
从多个维度来看，尽管近年来优惠和引导政策频出，但是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局面还没有实现根本改变。
什马出行金融服务子公司CEO陈笑珂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其实所谓的乡村金融供给还是不充足的，处在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因为主要的乡村金融机构，例如农信社，其实还是以储蓄为主，信贷业务相对较少，哪怕有也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例如担保或抵押等。”随着客户的可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完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消费金融机构，开始渗透到农村市场，农村市场的需求很大，到目前有能力去通过自己的数据给出客群评分模型的公司可能还不多。
在陈笑珂看来，其中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数据上的缺失。首先央行的征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次在第三方数据的采集上，相对于城市里面的白领客群，农村客群是比较缺失的；最后农村人群的收入可能不是很稳定。尽管有这些因素的限制，但是他对未来的前景还是有所期待。
“总体来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会远远超过城市里的白领，特别是在最近的五年，可以看到小镇近年的购买力逐步被释放。”对于以农村金融为主要方向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前景，陈笑珂表示非常看好，“目前城市的客群基本上开发殆尽，因为城市的人群有完善的征信，有来源比较丰富的第三方数据。但是农村数据处在基础设施搭建的阶段，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差不多有八九亿人，生活在农村，差不多有5亿台手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如果能够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未来的收益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尽管市场很大，但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机构，其实淘汰率还是比较高的。
“主要还是因为看到市场的人很多，但是有实际落地能力的机构并不多。”陈笑珂表示，可以关注未来的几个趋势，一是消费升级，因为农村人群收入上来以后，有很多的层面可以做消费升级，从数码、出行到旅游服务等，会存在非常多的细分市场，如果再有比较强的专业能力，那么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和机会。
考虑到县域或县级以下属于比较典型的熟人社会，陈笑珂表示，机构进入市场更多地要依赖本地的员工，可以引进比较强合资伙伴来拓展业务。
